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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提高教学质量的几个问题
提高教学质量的几个问题
对少年和青年们来说,最有兴味的讲课,是那种把某些东西故意保留而不讲完的讲法。我们在讲述事实的时候,给学生提供让他们在头脑中分析和比较这些事实的余地。据我们观察,由事实过渡到概括性的结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充满情感的时刻,就好比是学生攀上了一个高峰,为取得胜利而满怀喜悦。有经验的教师在备课的时候,总是费尽心机地考虑,怎样才能引导学生实现这种提高,怎样帮助学生“攀上高峰”,使他们成为“思想家”和“发现者”。教师竭力在教材内容中为学生寻找供他们进行思考和概括的食物。
例如,我在上历史课,当讲到一些具体国家时,我就引导学生进行“什么是国家”的概括。少年学生很喜欢进行思考和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兴致勃勃地议论:在奴役劳动统治的条件下,国家不能稳定的一般原因是什么,等等。
青年学生有一种喜欢用“思维的眼光”把握大量事实的需要,教师应当满足这种需要。对学生来说,如果他不能体验到自己思考的自豪感,那么他就不高兴进行脑力劳动。为满足青年的这些智力需要,我们经常采用一些进行专门的“思考练习”的办法。在自然学科的课上,这类练习能引起学生特别浓厚的兴趣。例如,生物学教师在讲到植物或动物的某一个新纲的代表者时,要求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把这些代表者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本课所学的新纲跟以前学过的某一纲之间有哪些共性的东西?教师还要求学生研究某些纲之间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差异,等等。
我从经验中得到一条信念:学生要识记和保持在记忆里的东西越多(而在中年级和高年级要记的东西是很多的),就越有必要进行概括,越有必要从具体材料中抽象出来,越有必要进行思考和推论。这样似乎也能消除疲劳,激发学生对知识和事实的新的兴趣。我们还碰到一种情况:学科越是容易(例如,植物学在思维过程的复杂性上就比数学容易得多),少年学生们对于积累事实“储备”的态度就越冷淡。我一次又一次地证实这一点:在少年期,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使学生感到自己是一个研究者、思考者,而不是消极的知识“掌握者”。许多学生在童年时期学习得很顺利,而到了少年期,据一些教师鉴定说,却变得愚笨、没有才能、对知识漠不关心了。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正是在这个时期,当学生的头脑需要思考、推论和研究的时候,他却被“解除”了思考的任务。教师想出的各种巧妙办法,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减轻学生对掌握教材的困难。结果得出一种很荒诞的情况:按教师的本意应该是减轻学生的脑力劳动的办法,却在实质上把学生教得不会从事脑力劳动了。
什么是掌握知识呢?这就是使周围世界的事物、事实、现象和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真正的掌握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即:学生感到了知识是他进行智慧努力的结果,他自己去获取知识,同时找到运用知识的领域,从抽象真理再过渡到接触新的具体事实。当学生把问题的实质弄明白以后,这就是他顿然领悟的时刻:似乎一片黑暗一下子被鲜明的火光照亮了。对那些“难教”的、理解力差的少年要特别耐心地对待,任何时候都不要责备他们头脑迟钝,也不要让他们拼命记忆——这些都没有用处。如果没有探究和思考,记忆就会“有漏洞”,什么也记不住。记忆力变坏正是在少年期发生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正当一个人应当尽量多地思考的时期,却把他从思考中“解脱”出去了。应当引导理解力差和思维不敏捷的学生去独立地发现真理。发现带来的喜悦,在经过自己努力而发现的真理面前的惊异感,这是智力发展的动力。这是走向自我确立的一个阶梯:学生体验到自豪感,体验到自己对自己的尊重。
对少年的脑力劳动进行的观察使我们得出一条结论:如果滥用那些有趣的、形象的、鲜明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就会导致学生过于兴奋:教室总有人小声讲话和做小动作。教师为了“压倒”学生的嗡嗡声,就提高嗓门讲课。而这样一来又引起了更大的兴奋。这种兴奋可能使学生一连几节课安不下心来。于是,也就根本谈不上进行正常的脑力劳动了。毫无疑问,使用愚蠢的手段去激发学生的兴趣,在这样精细的事情上表现出教育的无知,这些正是使少年变成“难教的群民”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课堂上指导学生的脑力劳动时,总要设法使一些知识成为掌握另一些知识的工具,——学生的兴趣、注意力和知识的牢固性,归根结底都取决于这一点。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课堂上,我们都专门留出时间,让学生去独立地深入思考各种事实、现象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正是通常称为“知识的巩固”的真正实质之所在。巩固知识不应当仅仅归结为当教师刚刚讲完时就立刻喊学生起来回答问题。我们认为,给学生布置独立作业,让他们去深入思考教材,这就是巩固知识。
为了防止死记硬背,应当帮助学生掌握合理的识记方法。我们教给学生对听讲或读书得来的东西进行逻辑分析。我们在开始讲课以前,就向学生(从五、六年级开始)提出要求:“你们在听讲的时候,要注意思考材料的逻辑组成部分,你们不要花力气想把一切都从头到尾地记住,而只要记主要的东西。”学生们以浓厚的兴趣来对待这一要求,因为它是符合他们喜欢思考的这一愿望的。学生们又逐渐地过渡到完成更复杂的要求:在听讲过程中做简要的笔记,把主要的逻辑点及其顺序记录下来。
早在小学的时候,教师通常就能发现:他的学生在智力训练程度上已经分化成好几个部分。在一个班上分化成三部分人,在第二个班上分化成四部分人,在第三个班上分化成五部分人。学生的这种分化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一个学生今天只能及格地掌握大纲里的东西,明天他却表现出在某一知识领域里很有才能;一个学生在这一门学科上可以列入这一档,而在另一门学科上却可以列入另一档。一般来说,每一个学生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会表现出某种才能,这种才能使他能够在某一门学科上取得突出的成绩。就实质上说,我们给予学生的道德刺激,诱发他去从事脑力劳动,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关于学生分化成各个部分的情况,我们永远不让学生知道内情。他们看到的只是教师在布置个别作业:给一些人的作业比较容易些(只限于大纲范围),给另一些人的作业比较难一些(超出大纲范围)。教师布置这些不同的作业,目的在于使学生的才能不断地得到发展。按照“各尽所能”的原则而进行教学和教育工作,能为提高学生隼馇的智力水平创造有利的条件。由于实施这一原则,可以使“差生”不失去自信心,使他们逐步地发展起一些智力技巧,而到了一定的阶段上,他们就能在哪怕一门学科上取得好成绩。
我们不允许搞向“中等生”拉平的做法。那样会阻碍发展水平高的学生的成长,而且会使“中等生”本身也失掉前进的动力。如果有一个七年级学生对学习植物学有爱好,那么他就不限于读中学课本,而去研究生物化学,研究土壤中微生物的生命。这件事也会对“差生”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为集体的智力生活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如果在一个班里有几个学生在钻研大纲以外的材料,在研究科学前沿的问题,在研究半导体、量子力学发生器和电子仪器,那么通常在这个班里就不会有物理考不及格的学生。班上几个程度最好的学生在专攻B.Г.别林斯基的文艺评论文章(大纲里没有指定的),在写这方面的学术报告并且在班上宣读,那么就连“最差的”学生在掌握大纲里《别林斯基的创作》这个很难的一节时也会感到容易些。
当教师深信必要的条件已经成熟时,他可以让能力最强的学生准备报告和学术论著综述,让科技课外小组出墙报,让学生写书评。可以举行科技晚会或晨会。可以举行演讲会,演讲者就是学生。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课外小组的活动来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差生”可以了解许多知识,有许多东西从他们的头脑中通过,激发他们去从事精神专注的劳动。这些“差生”由于有了一些不必识记的知识,所以他们理解和学会必修教材也感到容易些了。在物理课上听教师讲解原子结构以前,学生应当先多读一些科学杂志和科普杂志里关于基本粒子的引人入胜的文章和简介。即便他们读过的东西里还有许多不懂的东西,但是这也可以加深他们对正课上将要学习的教材的兴趣。我们努力做到从课外的非必修的阅读开始,让学生了解数学、物理、化学各科中那些最难懂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学科的必修大纲对一个学生来说已是最高限度,而对另一个学生来说却只是起码的最低限度要求。
近来有人认为,为了克服学校搞唯智主义的偏向,有必要让学生参加一些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令人困惑莫解的。照这么说来,双手不活动就会有“智力肥大症”的危险,似乎一个人用手工作得越少,他的智慧就越发展,而在这种发展中似乎包含着什么危险。
缺乏动脑的劳动,也跟随便让人去搞一点什么体力劳动(以免他无所事事)一样,都是对学生的智力发展很有害的。我在10年期间对140名学生(从7岁到17岁)的智力发展和智力生活进行了观察,这些学生都是由于家庭生活的原因而不得不每年花几个月时间去从事不需要任何技能的、单调而沉重的体力劳动的。这种缺乏动脑的劳动的情况,在青年人的整个智力面貌上留下了痕迹:成年人都很惊奇,为什么16—18岁的男女青年在接触简单的机器和技术设施时是那么胆怯和束手无策;而且,这些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能通过高校的入学考试。
我想,有些思维品质是只有在双手从事精巧劳动的条件下才能发展的。在我们学校,从一年级起,就开始让学生从事细心的、精巧的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是要发展准确的、有目的的动作。在手工劳动课上和课外小组里,孩子们学习使用刻刀这种虽然简单然而却十分精巧的工具。手在精细的工作中好像能使头脑听从指挥,能培养人对于准确性和精密性的敏感。此外,这种工作还大大有助于培养自我检查能力,培养学生对马虎从事、漫无条理的不可容忍的态度。手能够教会头脑准确地、清晰地思考。
在少年的劳动中,我们尽力使用一些要求复杂动作的工具。学生们用手工工具加工木料、塑料和轻金属。甚至在头脑迟钝的学生身上,当双手“觉醒”过来的时候,思维也随之觉醒。
我们还要求少年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研究某些物质的属性,思考它们为什么在不同条件下(与别的物质掺在一起时,加热或冷却时)会发生变化。你们身旁就有各种参考书、工具书,可以随时翻阅,去解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可是要找到答案,就得翻书,这个本领也要学会。在这里,进行系统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全体教师都赞成这样的提法:系统化是思维之母。为此,自然常识、化学、历史、文学等科教师都选择了一些专门的作业:让少年学生把事物和现象按其特点归入一定的组、纲、时期、风格等。例如,在一个大纸夹里无秩序地放着各种植物的叶子,要求学生把这些叶子系统整理,并进行说明。我们高兴地看到,少年们是多么专注而耐心地研究每一片叶子。
我们还收集了各种土壤、肥料的样品和各种树木的木料,让学生进行分类和系统整理。在历史学科方面,我们给学生一片图片,上面画着各种各样的劳动工具、生活用品、生产器具、武器和衣服,要求他们分辨这些东西各属于什么时代。文学教师让学生读一些不注明作者的文艺作品的片断,让他们根据写作的风格判断这是谁的作品,或者指出这是原著还是译文。我们也给学生提出一些比较复杂的、有创造性的作业:给他们一张示意图,让他们去设计出活动模型、仪器或设备;或者给他们一张关于模型活动原理的一般说明,让他们画出设计草图。
我们已经说过,每一位教师都要把学生必须经常保持在记忆里的基本知识的范围确定下来。学生也可以通过专门的记诵来识记这些东西,但是主要地还是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记住它们。教师们努力为教材的无意识记创造一系列条件。无意识记是智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它能使头脑解放出来去解决新的任务。我们努力做到使学生通过理解、通过深入思考教材的实质而进行识记。这样的识记才是最牢固的识记。
为了防止学生死背没有理解的东西,我们在检查知识时,从来不出那种要求学生原样复述教科书课文和教师讲述的原话的题目。学生在回答问题时,要进行独立思考、对比、比较和解说。我们出了复习题让学生进行复习,是要求他们运用知识。学生要进行研究和概括,不是把教科书从头到尾地念,而是在里面去寻找重点知识。在进行了这样的复习以后再来回答问题,就不是单调乏味地复述了;学生可以手拿书本,引经据典地来论证自己的思想。在这种学习中,手拿书本来回答问题,比起闭卷考试来,那可是困难得多了。
对学生的脑力劳动要做有计划的安排,使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回过头来重新分析事实和现象,以求达到更深刻地理解的目的。例如,有经验的数学教师,为了使学生记住乘法公式,就分别安排在25至30节课上让学生做练习,每次练习只占数分钟。学生每做一次新的练习,他对以前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就更加能够独立运用。教师仔细地研究学生的学习情况,给学生布置个别作业。任何教学大纲都不可能做出规定:在什么时候做练习,做多少练习,做哪些练习。只有了解每一个学生的脑力劳动特点的教师,才能看清这一切。
我们学校的课堂教学、教学过程有什么特点呢?这就是学生完成实际作业、最初感知知识及巩固知识这三者的结合。
知识的巩固不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因为巩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里包括专门的练习、实验室作业、其他的独立作业形式,还包含掌握新的知识。通过各种形式来运用知识,——这是了解、检查、考核知识的最重要的、主要的途径。
我们对学生就个别问题做出的回答一般地不打分数,经验证明,这种分数是偶然的,它们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抽查”。在中年级和高年级,只有在对学生的全部学习情况(课堂作业、家庭作业、创造性作业)进行一定时期的观察之后,才给予评分。给甲生每一周打一个分数,给乙生每两周打一个分数,这要根据许多个人特点而定。
在学生的学习中,实际运用知识这一点表现得越鲜明,专门检查知识的必要性就越小。那些必须永远牢记的东西,要不脱离具体的实际作业来复习,要通过有目的地做一件什么事(解应用题、写作文、实地测量,等等)来复习。
在小学各年级,知识跟技能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孩子们首先学习读、写、观察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技能。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里都包含着积极的活动:孩子们写字,阅读,自编和解答应用题,测量,观察自然界的现象,编故事,等等。
在小学的课堂教学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作业形式,是那些体现出教师的言语、直观形象和实际活动相统一的作业形式。教师尽最大的努力把抽象概念的含义讲清楚。每一位小学教师都逐渐积累而编成一本“抽象概念词典”。对于这些抽象概念(如:自然界、有机体、物质、原因、结果等概念),教师不断地利用新的事实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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